近日，一枚流散1700多年的“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被无偿捐赠给了吉林省集安市博物馆，归藏故里。
印文中的“高句骊”即“高句丽”，集安市在历史上是高句丽的核心区域，金印的"回家"让流散文物重归其历史语境。
玺印篆刻研究领域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表示，这方金印以实物证明了中原西晋王朝对高句丽的统辖，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疆域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
“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印钮印身一体铸造，印文刊凿而成，台面近方形，马钮，印钮铸造成型后錾刻出表面纹饰。通高2.8厘米，印台高0.6厘米，印面2.4×2.3厘米，重约88克，为标准汉晋官印规格。
印文中的“高句骊”即“高句丽”，“归义”，为效顺归附正义之意。“归义侯”是中国古代赐予少数民族首领的封爵，象征其对“臣服”的认可。
历史上，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地方政权，跨越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三个历史时期，在东北亚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两晋以来的中央政府一直有给内附的少数民族政权首领颁印的传统。
据悉，金印在被捐赠给集安博物馆之前，流散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
该金印于2025年4月6日在中国嘉德香港春季拍卖会上亮相，最终由吉林集安籍企业家金明南及夫人高金丹以1079.7万港元（约合人民币996万元）拍得，并于近日无偿捐赠给集安市博物馆。
“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
入藏前，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下，对该枚金印开展了严谨而科学的文物鉴定工作。“多学科交叉综合研判后，这方西晋金印的真实性从多个角度得到了确认，其历史真容得以清晰呈现。
金印在形制规格、印钮形态、加工技法等方面，与同时期晋朝授予其他少数民族的金印如出一辙。”
“当我看到这方金印和印花时，内心是蛮高兴的，它是我们古印章研究领域的新材料。此前扶余和高句丽的铜印发现过，这方是金印，意义更加重大。”孙慰祖说。
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在《三国志·魏志》《汉志》均有记载。
光武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至魏晋仍受中原羁縻。此印曰“归义”，证其西晋部族内附而受册封。汉晋给四夷官印比内郡国之制，王侯得授金印。内蒙古、甘肃所出“乌丸”“鲜卑”“羌”“氐”归义侯诸印皆如此。
“这方金印以确凿的实物证据证明了高句丽受到中原西晋王朝的册封，成为西晋朝廷认同的一个边疆政权，对研究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疆域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孙慰祖说，“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在内地发现一方王侯金印的意义。”
“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与1956年发现于内蒙古凉城小坝子滩窖藏的“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印文
“金印以实物见证了西晋对高句丽的册封。”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吉林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主任王志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文献史料中，并无西晋对高句丽册封的明确记载，而“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以及此前面世的几方“晋高句骊率善”铜印的出土，共同证明了在晋初高句丽是处在中原王朝的羁縻管辖之下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范恩实进一步揭示了金印背后的历史——从“归义侯”到“邑长”“仟长”“佰长”，西晋对高句丽的册封深入到高句丽政权的基层单位，说明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管辖十分彻底。
而这一方印与以往已经发现的与高句丽朝贡册封关系有关的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实证着高句丽是汉唐时期活跃于我国东北边疆的民族地方政权。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澎湃新闻、吉林日报、国家文物局）
